任何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对钱学森同志怀着深深的感激和尊敬之情。
今天是钱学森同志逝世15周年纪念日。15年前，北京突降大雪，无数群众雪中为钱学森同志送行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还记得当时钱学森同志逝世的消息经媒体报道之后，很快就引发了举国哀悼。在阶级分化引发不同群体意见对立的年代，钱老几乎成了少有的最大公约数。
有些人缅怀的是钱老对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有些人缅怀的是钱老一直以劳动人民的一份子，时刻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晚年大声疾呼：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可以说，任何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对钱学森同志怀着深深的感激和尊敬之情。
然而，也总有宵小之辈念念不忘贬低、诋毁钱学森同志。就在钱学森同志逝世的时候，南方某媒又翻出了钱老大跃进期间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的文章，阴阳怪气地对钱学森同志盖棺定论。
1958年6月，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
在南方某媒之前，方舟子等人早就曾借此攻击钱学森，李锐更是数次借此攻击钱学森、污蔑毛主席。
钱老离开我们15年了，这个事件时不时还是会被某些小人翻出来，借以污蔑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李锐在80年代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刮的五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主席。关于万斤亩，上海会议时，我问过主席为何轻信。他说，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点几，就可能亩产万斤，因此就相信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这完全是李锐的捏造！
事实是，1959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在这次持续数天的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讲话，都是力纠五风的。
当时，毛主席还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敢于反对抵制五风，抵制高指标风。
要敢于犯颜直谏，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都不如。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要讲，有缺点要改的空气，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要有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为了力纠五风，毛主席在领导干部中开了多次会，多次发《党内通信》，但指示贯彻不下去。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又以个人名义，给全国六级干部写信，号召大家要敢于抵制上级规定的高指标，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胡来。然而，有人依然阻挠这封《党内通信》的下发。
李锐可能发现他的谎言太露骨，于是到了1991年他又改口说，他的证据是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期间：
（关于）粮食放卫星的问题，我特意问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他说看了一位科学家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原来1958年农业放高产卫星时，这位科学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亩地可打几万斤粮。这篇文章对毛泽东固然起了作用，但当时毛泽东恐怕主要还是欣赏群众的冲天干劲，相信这种积极性或者能创造奇迹，不想给这种‘热情’泼冷水，因而对高产‘卫星’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李锐《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992年，李锐获美国聘请为客座教授，到美国某大学搞讲座，就是采用的这一材料。
然而，这依然是李锐的捏造。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同样是毛主席主持纠五风的会议，最后还作出了《决议》。
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在批评浮夸风这一问题，毛主席还加了以下文字：
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项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
那么，毛主席到底有没有相信钱学森那篇文章的内容呢？
翻开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风讯台》（《科学时报》前身），其中一篇题为《最大的鼓舞记毛主席参观我们的展览会》的通讯录，记录了当年毛主席参观科学院展览会时与钱学森同志的一段对话：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用两个小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科学院的展览会毛主席看见了钱学森同志，主席说：我们还是1956年在政协见的面，你在青年报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同志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的利用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可见，对于钱学森文章的结论，毛主席是不信的。
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这个话实际上是毛主席轻松幽默且没有带任何恶意的批评，钱学森专长毕竟在物理领域，对农业问题并不在行，所以毛主席才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但是，单从理论角度出发，钱学森这篇文章也不能算是错误的。文章从物理学角度的论证基本是严谨的，既讲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又讲了现实中的制约因素，如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等等。而且钱学森还讲了外在条件：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
50年代末，黄河以北谷物亩产量已经突破500斤，南方一些地方已经突破800斤，而70年代举国一盘棋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最高产量到今天已经逐步提升到亩产1500公斤（3000斤）。而美国和欧洲的土豆亩产量已经达到5000公斤（1万斤），红薯产量则更高。这就说明，钱学森的那篇文章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只是因为钱学森同志不具备足够的生物学和农学知识，对当时作物的情况把握并不到位，才导致他得出的结论距离实际情形相去甚远。
在当时浮夸风乍起，毛主席力纠五风的当口，钱学森同志的那篇文章的确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这还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给他的命题作文。
而宣传口出现的问题，就更与毛主席无关了，看看吴冷西的《忆毛主席》，就知道当时是谁在把持《人民日报》了。毛主席曾找到吴冷西，让他顶住压力，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结果，吴冷西他们到底还是没有顶住。到了晚年，吴冷西出来忏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在1958年10月27日的那次与毛主席的谈话中，钱学森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不懂农业、计算方法也有错误，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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