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缘起：在1970年代的转折点上【1】

新自由主义仍然是一把供我们理解世界的钥匙。

　　本文旨在描绘新自由主义理论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在19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上，被当作拯救经济的解药，在英国与美国率先落实为经济政策。进而，梳理新自由主义如何在80至90年代，成为垄罩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被普遍地用作被批判的负面术语。这是因为，这一术语多由泛左翼和左翼自由主义者所使用，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倡议者、及其经济政策的拥护者都不再使用这一术语甚至宣称并不存在所谓横扫世界的新自由主义。

　　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确实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施行中，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少差异的政策和效果。不过，新自由主义仍然是一把供我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因为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颓、失业率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皆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施行中找到其缘由。

　　在泛左翼与左翼自由主义的批判话语中所指涉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观念是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才能达致最高效率，而政治干预只会造成扭曲资源配置、破坏工作动机和资本积累。在此观念基础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是松绑市场，包括减税、私有化、资本自由移动、劳动市场弹性化、解除各种对资本积累和利润率有害的限制。并且，在这些经济政策的施行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者逐渐将市场原则至上的理念推及政治与社会领域。

　　一、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

　　（一）智利的试验场

　　1975年左右，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开始施行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将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极大程度地降低进出口关税、开放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取消金融管制、消减政府财政支出、限制工人权利。这些与五年之后在英国、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高度相似的经济政策，标示着智利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首个试验场。上述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式实行后，智利经济经历了从急遽恶化、到缓慢增长、到经济危机爆发。在80年代中期实行更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才开始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因此，智利经验被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当作优秀模仿，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智利也成为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些政策的鼓吹者是芝加哥男孩一群在50年代公派至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导师正是芝加哥大学的弗里曼（Milton Friedman），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当左翼的阿连德政府被阴谋推翻后，新上任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实际上仍施行偏向计划经济的路线。在皮诺切特被弗里曼于智利的一次演讲深深说服后，他将这群芝加哥男孩任命为经济政策的制订者。很明显，智利新自由主义的来源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曼。那么以弗里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从一种二战前后学院中的边缘理论走向经济实践?

　　（二）从新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市场原则至上的核心理念，源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帝国时期的英国便是遵循后者的理论，强调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正道，而国家的角色即是保障市场和贸易自由、并取消其他干预。但同一历史时期的美国和德国并不遵循这一发展路径，而是施行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实现了初步的经济上升和工业化发展。到了20世纪初，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爆发，市场至上原则明显地失去说服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市场与计划的混合经济方案。

　　尤其是30年代于美国爆发的大萧条，对于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普遍施行有很大影响。大萧条源自过度生产危机，在资本主义扩大生产的过程中侵蚀人们的消费力，造成商品失去市场。这一危机显然无法在过去的发展路径上自行消解，于是凯恩斯提出被成为镶嵌式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指出国家应主动降低失业率、提高薪水、提高社会福利，从而避免类似危机的出现。也就是说，国家应主动介入经济，而资本主义是镶嵌于社会之中的、并非独立自行、自由运转的。

　　于是，凯恩斯主义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发展路径。尤其是面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方案的挑战，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更加普遍地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方案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后殖民的发展中国家。50至60年代可谓凯恩斯主 义的黄金期，资本主义世界在凯恩斯主义的帮助下实现了长达二十年的繁荣期。不论是经济增长、就业率、薪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还是社会福利、工人权利和工会力量，都在此期间有可观的提升。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试图以介入的方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当然，凯恩斯主义只是作为一种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妥协策略。

　　（三）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

　　在20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愈发衰退时，奧地利学派开始建立一种更加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于1938年在一次研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这种更彻底的方案。几年之后，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并于1947年召集若干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企业家成立朝圣山学会。值得留意的是，新自由主义也有其演进的过程，奥地利学派在战前并不完全否认社会福利和国家的适度干预。可以说，直至朝圣山学会之时，新自由主义才具有其彻底化的市场至上理念的面貌。

　　正如前文所述，在凯恩斯主义占据主流的当时，哈耶克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实属非常边缘的理论和议程。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英国工党更是赢得选举大胜，很明显地是新自由主义没有获得任何青睐。然而，包括哈耶克、李普曼、米塞斯在内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在凯恩斯主义所主导的战后岁月中，持续地推动着这一理论。同时，他们也逐渐集聚了学者、企业家、智库、利益集团等成员，到了70年代已经形成一股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旺盛力量。值得强调的是，此时他们已不再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自称。当时，新自由主义的术语多见于拉美的学术界，用以指称德国的经济路径，即一种具有国家干预以防止垄断的自由主义经济路径。然而，随着日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原则至上的经济理论付诸于实践，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在西方世界更多地被用来指称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

　　二、在历史的转折点:1970年代末

　　（一）危机的出现

　　1970年代开始中期，资本主义世界便出现了停止性通货膨胀，通货率从1965年的3%上升至1975年的1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近十年时间，试图继续以凯恩斯主义政策进行补救，但是无济于事。时至20世纪末，进步的经济学家对于滞胀的发生有了基本的分析共识。滞胀的一个缘由是，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下（美元与黄金挂钩），为了保障美元与黄金的汇兑关系，美国必须对其贸易逆差有所节制。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交往，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的西欧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汇，美元逐渐地不能按照固定汇率进行黄金的汇兑。1971年，美元已经不堪重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崩塌。因此，金价飞涨，而美元则跌落谷底。另一个更加直接的原因是，1974年的石油危机造成油价及广泛的物价升高，更造成了资本积累的停止、生产的放缓。

　　然而，新自由主义学者对这场滞胀危机的缘由分析，则是认为繁重的税、财政支出和对经济领域的限制，造成了资本积累与积累的低速。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施行，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渠道和市场的自由运转，进而压制了企业理论、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一方面，国家的庞大财政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造成货币量过大，并且阻碍了这些领域内的市场流通。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工会力量的壮大破坏了私人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为其增加了过多的限制。

　　(二)新自由主义的解药

　　基于新自由主义学者对70年代滞胀危机的缘由分析，他们给出的解药已经呼之欲出。对应着上述两方面的危机缘由，医治危机的解药便一方面是，节省国家财政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支出），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也就是货币主义的经济方案；另一方面是，国家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同时要依靠国家力量削弱工会力量。这两方面的政策相互紧密关联。压缩社会福利的策略，不只是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也得以更加自然地建立起失业人士所构成的产业后备军，从而可以削弱工会的议价能力。总之，只要维持货币的稳定，并且使得以上述种种办法（减税、减少经济限制）市场机制下的奖励机制起最大作用，经济便会增长。

　　虽然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会有具有差异的政策，但我们仍然可以试图归纳出从它的核心理念衍生出的、并广泛施行的经济方案：

　　（1）市场统治。将自由企业或私有企业从政府或国家的任何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论这将造成多少社会损失;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加开放，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规定的那样;通过分化工人降低工资，剥夺工人们经过多年斗争而获得的权利；放弃对物价的控制。总之，要实现资本、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为了向世人展示新自由主义的益处，新自由主义者称没有管制的市场是剌激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它将会使每个人受益。

　　（2）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削弱穷人的安全网，甚至以弱化政府作用为名放弃对于道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当然，新自由主义者不反对给予公司补贴和税收优惠。

　　（3）放松管制。减少任何可能影响利润的政府管制，包括放松对工作环境安全的规定。

　　（4）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这包括银行、主要产业、铁路、征税公路、电力、学校、医院甚至供水。虽然私有化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效率，但结果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公众却不得不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

　　（5）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代之以个人责任。向社会中最贫困的人群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自己找到医疗保健、教育机会和社会保障的解决办法。一旦这些人无计可施，新自由主义者就将此归咎于他们的懒惰。

　　游画《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来源：破土）

　　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

　　(一)英国、美国、欧洲大陆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施行，是以英国和美国为先锋和典范。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施行，可谓是最纯粹的和尤其典范的。70年代，英国工党已经搭建了福利国家体系，在此之外国有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的主要部门，而工会则是这一体系的重要支撑。但是，一方面福利国家体系无法阻挡滞胀危机的到来，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逐渐在智库、学界和媒体中积聚了力量。当70年代末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潮爆发，撒切尔透过她对于遏制通货膨胀、遏制工会力量的施政承诺，赢得选举。撒切尔推出的政策最清晰地标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而且可以说是最具系统性的：

　　•遏制工会：透过提高利率增加失业，镇压工会斗争；

　　•取消流动管制：降低高收入者所得税，进一步开放外资；

　　•私有化：将电信、航空、钢铁、能源、铁路领域的国有企业出售；

　　•减少财政支出，降低社会福利。

　　美国是另一个最早施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不过，美国与英国的状况亦有所不同，前者不具有福利国家体系、也没有颇具规模的国有企业。于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集中于货币主义和供给端经济。在货币政策领域，美国的货币紧缩方案被称作沃尔克震撼（Volcker Shock）。1979年，卡特总统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他在弗里曼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建议下，降低货币供给、增加储蓄，从而增加币值、抑制通货膨胀。在供给端经济上，里根上台后的办法包括（1）大幅地降低高收入者税率（从70%到28%）、降低资本利得税；（2）提供工人阶级的工资税；（3）去除对金融领域的管制。这一套供给端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化政策，其逻辑在于透过这些办法来提升产能、提高利润率、创造更多财富，认为这些财富会逐渐涓滴至全社会。

　　虽然，80年代后欧洲大陆国家逐渐施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其则与英国、美国的典范有所差异，在欧洲大陆内部亦有差异。此时的北欧国家和德国陆续由右翼政府执政，取代了原本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他们执行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的政策，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削减社会福利和遏制工会的政治不太留意。与此同时，西南欧的国家则纷纷选出左翼政府包括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葡萄牙的苏亚雷斯、意大利的克拉克西、希腊的帕潘德里欧取代上一个时期的右翼政府，成为具有进步形象的政治。法国和希腊在这一时期的政策也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譬如将再分配公平化、保障就业和社会福利。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高涨，法国于80年代中期起也开始减少货币供给、压低财政指出的政策。而西班牙则是在左翼政府治下，一开始就采取货币主义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私有化。这些西南欧国家，在80年代末达致的失业率，甚至超过英国和美国。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几乎只有奥地利和瑞典在80年代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明显抗拒。

　　(二)出乎意料的效果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可以横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它宣称可以抑制通货膨胀、提升企业利润率和生产投资率。在抑制通货膨胀上，新自由主义确实实现了其承诺，在经合组织国家的范围内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在企业利润率上，同样在经合组织国家的范围内由70年代的下降4.2%，改为80年代的增加4.7%;在西欧国家范围内，则由减少5.4%变成增加5.3%。企业利润率的提升，主要是透过对工会的压制和失业率的大幅提升来实现的通货膨胀降低、工资降低、其他管制成本降低、税率降低、股价上升。

　　当然，这些所谓的效果只是造成了贫富分化、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并不能实现整体经济的增长率提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投资率上有明显的下降60年代的5.5%，下降为70年代的3.6%，更在80年代下降为2.9%。在人均成长率上，则从3.2%下降到2.1%。这是因为，即便企业利润率提升了，国家对市场和金融的管制都大大放松，正因如此企业和资本家将资本集中在金融领域之中，而非生产性投资。并且由于失业率的大幅上涨，国家的社会支出和债务水平更是并未发生预期中的下降。

　　资本主义经济仍是在风雨飘摇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了一部分经济领域的衰退，譬如英国和美国的钢铁等传统产业几乎覆灭。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80年代在美国达致10%。在企业利润率上升、总增长率下降、薪资下降、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社会财富大幅转移到资本家手中，工人阶级则是严重贫困化部分新自由主义者所构想的涓滴效应从未发生。在英国，80年代最高1%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的比例从6.5%上升到13%。在美国，90年代的CEO薪水增加400%，工作人口薪水增加少于5%，联邦最低薪资减少超过9%。这种贫富分化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状况，在90年代至今的过程中，并未发生明显的好转而上述种种政策便是我们现在仍然目睹的状况的缘由。

　　四、新自由主义的确立与横扫

　　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正式启动。如前文所述，欧洲大陆诸国（以及澳洲）在80年代中期也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不能兑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承诺，在80年代已经呈现得很明显了。然而，我们在90年代却目睹了更大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的扩散，这种扩散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真正地横扫了整个世界。这种扩散首先得益于苏联社会主义步入危机并引发苏东剧变，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内部的休克疗法。这被视作资本主义尤其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激发了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内的第二波热潮。这种扩散也得益于拉丁美洲整体地、系统地执行新自由主义。虽然智利和玻利维亚在70、80年代已经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造，但这些试验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其他拉美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推广，并不只是为了重振经济，更是由于这些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受到西方资本和国际金融体系在新自由主义化之下对它们进行的胁迫。至于90年代之后苏东国家、拉美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化，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详述。

　　在本文的结尾，我想再次提醒读者留意，我们今天所目睹的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恶况，当然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后果，但它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更直接 地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所逐步造成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得以实施和扩散，当然是基于资产阶级重新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政治经济权力、利益的动力，但是我们不应该止步于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也应该将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经济理论进行理解和批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对它的政策和政策影响进行具体地分析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地分析和批判当下状况、解决当下的问题，而非止步于依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19世纪、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批判。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在本文中仅聚焦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它也是一种横扫世界的意识形态。我们希望在日后的文章中继续展开对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批判。相关议题至少包括，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涉及的自由理念在经济领域内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强烈矛盾;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提倡国家取消干预、国际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之间进行充满张力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横横扫世界的状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斗争的新特质。扫世界的状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斗争的新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