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清｜毛泽东读史评史论要

毛泽东读史评史有其充分的根据、独特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立场。

　　作者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4年第4期

　　摘要：

　　毛泽东一辈子酷爱读书特别是读历史方面的书籍。毛泽东读史评史有以下根据：一是把握中国的国情；二是积累间接经验知识；三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正确的指导思想；四是将中国共产党培养成学习型政党；五是以史为鉴，服务现实。毛泽东读史评史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一是不动笔墨不读；二是反复地读；三是联系实际地读；四是一分为二地读。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首先，以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作为给出肯定评价或否定评价的标准；其次，以是否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作为给出肯定评价或否定评价的标准；再次，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为农民阶级代言抗争；最后，透过现象把握历史事件、人物的本质。

　　关键词：

　　毛泽东；以史为鉴；社会发展；民族融合

　　毛泽东一辈子与书为伴，喜爱读书。他曾以饭可以一天不吃，觉可以一天不睡、书不可以一天不读作为自己的人生信念，足以表明对读书的痴迷。可以说长期的坚守，读书成了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人生享受。在毛泽东所读的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最多的无疑是史书。有学者指出，毛泽东至少通读、批注了二十四史一遍，通读了《资治通鉴》十七篇。1976年9月8日5时，毛泽东已处于生命垂危之际，还要求工作人员代读宋代洪迈撰写的历史笔记小说《容斋随笔》7分钟。17个小时后，毛泽东便告别了一生与之相伴的书海。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读史的酷爱。

　　一、毛泽东读史评史的根据

　　毛泽东读史有多方面的根据或理由。

　　第一，把握中国的国情。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如果对昨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没有一个切实的了解，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现状；没有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现状，当然就不能制定出科学决策。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认为做好工作不但要将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而且不能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里，毛泽东认为除了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史外，还要了解外国、外国的历史和外国革命史。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进行比较和借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长处和短处，读中、外历史，能够取长补短，加快事业发展。

　　第二，积累间接经验知识。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直接经验知识，二是读书特别是读史能够获得间接经验知识。毛泽东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要获得古人的间接经验，途经只有读史一条；而要获得外国人的间接经验，读外国史也是重要途径。毛泽东的知识非常渊博，记忆力超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读史，积累了宏富的间接经验知识。有研究者断言：无论党内外或国内外，凡是和毛泽东有过接触、读过他的著作、听过他的报告的人们，几乎都一致公认：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

　　第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读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正确的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曾遭受两次惨痛的失败：第一次是1927年遭到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革命力量蒙受极大损失；第二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丧失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遭受两次惨痛的失败，是因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将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两次失败的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

　　而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除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毛泽东作了长期探索和思考，进行了不少理论概括，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为此，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情况，然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这些情况，找出其特点，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毛泽东在这里已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则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事理论创新时，毛泽东同样进行了艰辛而有效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浏览《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光辉文献，它们除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外，还非常注意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典籍，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些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主要载体，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方面，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探索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快速推进，取得了完全胜利。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从事理论创新时，特别注意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实践论》为例。《实践论》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代表作，又是对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践论》设计的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实践认识实践这一公式揭示了认识的本质、源泉，是与传统认识论相区别的根本特征。这就将以道德践履为主要特征的认识论创新性发展为实践的认识论。此外，毛泽东还将实践的认识论创新性转化为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创新性转化为民主集中民主的领导原则。

　　第四，将中国共产党培养成学习型政党。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要担负起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必须拥有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多方面的综合素质。因此，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培养成学习型政党。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断言：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就必须不断学习。学习不但包括学习理论，也包括学习历史知识。学习历史不但要学习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还要学习中国革命史，特别要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主张将中国共产党成立18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传达到全党，使党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前进，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说，学习党史是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纠正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高党员干部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和有效指导革命的重要方法。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认为，将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线索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毛泽东之所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将学习党史、研究党史作为推进党的事业的重要手段，是因为党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党的领导干部只有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党史，才能从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得到启示、增长智慧，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顺利推进革命事业。

　　第五，以史为鉴、服务现实。毛泽东不但喜爱阅读中国的史书，也广泛涉猎外国的史书。这是因为史书、典籍盛载古代文明，蕴涵了古人的治国方略、军事斗争智慧、治学方法、为人处世之道和与大自然做斗争的智慧。毛泽东喜爱阅读史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把它变成中国的。这实际上表达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

　　对于古为今用来说，毛泽东不赞成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照收的态度，主张批判地继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基于此，他提出了怎样批判性地总结传统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对于洋为中用而言，毛泽东主张学习其他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同古为今用一样，毛泽东主张对外国文化也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采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分为二方法予以批判性地吸收。

　　二、毛泽东读史评史的方法

　　毛泽东读史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第一，不动笔墨不读。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毛泽东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史的独特习惯。不动笔墨不读史，就是说读者在读史过程中，不能只用眼，还要用脑用心用手。用眼就是浏览、阅读史料。用心用脑就是读史时要以意逆志，和史书的作者互动，肯定其合理的，有借鉴意义的观点，批判其错误的见解。也就是说，通过读史拓展阅历、提升辨别能力、增长智慧和才能。用手就是将用心用脑获得的心得、体会、启示等用笔书写下来，以便保存下来，作为自己或他人的借鉴。因此，毛泽东不是把读史当作欣赏和消遣活动，而是当作学术研究活动。

　　毛泽东读过的许多史书中都留下了读书笔记或批注。1952年，毛泽东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开始系统地阅读。从此时起，直到他逝世，在这漫长的24年间里，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的十五史的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做了大量的批注。毛泽东重点阅读、批注的十五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明史》。对其他九史，毛泽东都通读了，对少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业也有过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达几百乃至上千字。如他在读唐代文学家王勃所撰写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就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除了写批注外，毛泽东在读到某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时，会在史料旁做读书标记，比如画直线、曲线，或在句末、句旁加上圈点。

　　第二，反复地读。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主张读书要三复四温，即反复地读，读史更是如此。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熟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到了暮年仍然在读。有研究者论证，毛泽东品读《资治通鉴》17遍，而且时有批注。就史册而言，毛泽东阅读次数最多的无疑是历史笔记小说《容斋随笔》。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在延安马列学院阅读该书起，到逝世前让工作人员代读为止，该书相伴了毛泽东近40年，谁也无法统计毛泽东读了它多少遍。《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奠基之作，毛泽东读了不下100遍；《红楼梦》作为中国封建末期政治、经济、婚姻关系的反映，毛泽东读了10个不同的版本。

　　读史为什么要三复四温，为什么要反复地读呢？这不外以下原因。一是阅读一次，不一定能准确地理解它的得与失。二是常读常新，开卷有益，每读一次，总有新的启示。三是对史书中观念的理解与读者的阅历、立场的变化相关。由早期信奉儒家学说，到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不妨以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来说。受儒家忠君观念的影响，早年的毛泽东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而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持否定态度。他在早年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转而批判曾国藩、肯定洪秀全。1926年3月，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指出：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论证太平农民起义的合理性，从而否定了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行为。

　　第三，联系实际地读。毛泽东读史的根本目的是古为今用，也就是从史册中吸取智慧，得到启示，以解决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读史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要联系实际地读，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

　　1958年9月，毛泽东读《三国志》之《吕蒙传》时，读到吕蒙由一介武夫凭借自学成为国士，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要以吕蒙为榜样，多读书，自学成才。吕蒙从小投身军营，作战不但勇猛而且有胆略，但由于没有文化，当了官佐后向上级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识口述，感到很不方便。基于此，孙权劝他多读书，以便增长知识和才干。但吕蒙以军务繁忙为由予以婉拒。孙权便以自己为例指出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挤出时间去读书。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发奋读书，不断长进。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军队统帅，打了不少胜仗，最著名的胜仗是用计使蜀汉的关羽败走麦城，夺回了被蜀汉借去多年赖着不还的荆州。读完这些史料，毛泽东作了如下批注：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毛泽东之所以要求军队的高级干部多读书，提高文化水平，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参加革命前没读过书，几乎没有文化。在他看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考虑到公安干警文化水平也偏低，毛泽东对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强调：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从读《三国志》的《吕蒙传》，要求军队的高级干部、公安干警多读书，以便提高文化水平、增长才干，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就说明毛泽东是在联系实际地读书。

　　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推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求得社会安定，巩固王朝统治。这一阶段的明朝社会安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史称仁宣之治。但仁宣时期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纪纲不振的治理难题。明宣宗宣德七年，诏令官田赋税三成，以减轻百姓负担，但户部官员截断诏令不落实，使得朝廷恩泽没有惠及百姓。明宣宗知道此事后，要求礼部官员告知朝廷其他官员有令必行、不得违背。毛泽东在读《明史·宣宗》时，对这一现象深有同感，写下了今犹存此弊的批语。1959年3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对不少中层干部身上存在这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为克服中层干部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中央应定期召开各级干部会议，采取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从读史中感悟到要克服治国理政中出现的偏差，更体现了联系实际读史的特点。

　　第四，一分为二地读。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经常自觉地运用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法品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既看到积极的、可借鉴的方面，又看到消极的、应当吸取教训的方面。也就是说，对历史人物或事件应采取辩证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否定。

　　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不赞同旧史家对王莽的彻底否定。王莽因为以外戚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后法令苛严和政策朝令夕改而被旧史家彻底否定。毛泽东则对王莽作出了前半世大智若愚，后半世大愚若智的一分为二评价。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讲习所给学员讲课时说：范晔、班固、班超等汉代一般撰写史书的人，因为他们拿着汉朝的薪酬，肯定要给汉室说好话，而把王莽说得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应当以公平的态度看待王莽，不能说他全是坏人。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在那时就注意农民问题了。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均土地，而他主张节制土地。王莽推行的均田政策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寻找代表自己利益的势力推翻他。王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拥护，在地主阶级反击下失败了。

　　鉴于此前的史家对王莽持完全的否定态度，毛泽东于1939年5月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毛泽东引申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说这叫盖棺论定，即人到死时才能判定他的好坏。如果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时就死了，人们一定会给他冠上一个奸臣的名号；又如王莽在那个懂得谦让卑恭时死了，那么人们一定赞扬他。因而，人的一生的好坏又怎样评判呢。从引用这首诗来看，毛泽东对王莽的晚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三、毛泽东读史评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毛泽东对不少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了与旧史家截然相反的评价，而且非常深刻，让人耳目一新，令人钦佩。毛泽东在读史、评史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前人的超越，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立场读史、评史。

　　第一，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毛泽东在读史、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若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就给予肯定的、正面的评价；反之，就给予否定的、负面的评价。

　　毛泽东在评价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位西汉皇帝的功过是非时，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以往的史学界对汉文章刘恒、汉景帝刘启的评价非常高，肯定他们统治下的西汉初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享有文景之治的声誉。然而毛泽东并不认同旧史家的看法，对文景两位皇帝作出了否定的、负面的评价。1957年6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对西汉初年几位皇帝作了评价。在涉及到文景二帝时，毛泽东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文景二帝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乃是因为他们只是沿袭了汉高祖年代制定的政策，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推动西汉社会得到应有的发展和进步。而对汉武帝刘彻，毛泽东则作了正面的、肯定的评价。他在《沁园春·雪》这首被著名诗人柳亚子喻为千古绝唱的词中，将心中伟大的帝王作了排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汉武帝名列第二。毛泽东之所以对汉武帝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开疆拓土，巩固边防，敢于创新，实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也就是推动了西汉社会的发展进步。

　　曹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在群雄并起的时代统一了中国北方，但由于他架空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为其子曹丕取代东汉创造了条件，被当时持正统观念的人士抨击为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反面人物。正因为如此，曹操在生前就获得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受两宋理学正统观念和忠君观念的影响，元、明以降，无论封建统治者、儒生，还是文艺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都被当作人品极差的奸臣。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在读史过程中对曹操作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的肯定评价，从根本上推翻了旧史家对曹操的否定评价。在毛泽东看来，曹操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结束了东汉末年豪族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其二，革除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推行法治，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制、发展生产；提倡节俭，反对奢靡。这些举措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其三，诗词、文章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毛泽东对曹操作出肯定、正面评价的理由就是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第二，促进民族融合、国家统一。毛泽东在读史，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另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是否促进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如果促进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就给予肯定的、正面的评价；反之，就给予否定的、负面的评价。

　　在旧史家眼中，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帝王，理由有四点：即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劳民伤财和穷兵黩武。二世而亡，焚书坑儒让后世文人找到了将秦始皇当成最坏皇帝的最重要理由。

　　毛泽东从促进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一改以往史家对秦始皇的恶评，断言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1964年6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国务部长让-马里·科奈率领的马里政府访华代表团。在谈及怎样写回忆录时，毛泽东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秦始皇这两个著名人物。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可是他被人骂了几千年。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高度评价秦始皇，就是因为他开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文化统一、各项制度的统一。此外，秦始皇厚今薄古也是毛泽东对他给予肯定评价的重要原因。当然，毛泽东也看到了秦始皇的不足：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汉族人的血腥镇压和清末的腐败无能，汉族士人对清朝统治者一般不会有好的印象。但胸怀宽广的毛泽东对清朝的历代皇帝都能作出公允的评价，特别是因康熙皇帝促进民族融合、推动国家统一而给予肯定的、正面的评价。

　　毛泽东认为康熙皇帝在开疆拓土方面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团结蒙古各部落，三征葛尔丹，粉碎葛尔丹的分裂图谋，将新疆牢固地控制住。二是进军西藏，打败企图分裂的准葛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三是派军进剿台湾，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四是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为巩固东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康熙皇帝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还做了一件大事：平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镇王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上面五件大事，的确关系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毛泽东看来，康熙皇帝的第二大贡献是实施了成功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满族入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人，连同家属也不超过20万人。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大的国家，管理那么众多的人口，矛盾非常尖锐。为解决这些矛盾，康熙皇帝发明了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团结、争取蒙古族和其他民族，接着团结汉族的上层人士，然后学习和继承比满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尊孔崇儒。此外，重要官员的任免满汉各占一半。实际上，满清入关后不久，就恢复了科举考试，为汉族士子担任官员保留了通道。这些政策的实行，很快实现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的稳定。康熙皇帝的第三大贡献是执行奖惩分明的用人制度。毛泽东品评康熙以前，史学界、政治界还没有谁对康熙作出如此中肯、简明、客观的评价。

　　第三，为农民阶级代言抗争。自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就坚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当他用这一理论审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对农民阶级遭受地主阶级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感同身受，对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起义给予肯定和正面的评价。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特点作了深刻分析。概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本阶级，而地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作为农耕时代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绝大部分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农民只占有很少的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农民要把收获的四至八成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农民还要交纳贡税和被迫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官吏、军队和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因而，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被迫不断地举行起义。由于熟读史书，毛泽东对历代农民起义如数家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止，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和革命战争。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陈伯达鼓吹的天才史观：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在毛泽东心目中，陈胜、吴广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天才人物。前文提及的《贺新郞·读史》中的词句更陈王奋起挥黄钺体现了毛泽东对陈胜、吴广带领农民起义的肯定与赞美。1975年5月29日，他对陪同自己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

　　毛泽东对明末李自成率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建立大顺政权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歌颂。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授课时介绍了我国历史上几次著名农民起义的事迹。他在谈到李自成起义时说：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到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毛泽东之所以肯定李自成的起义，是因为他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反抗明朝的暴政。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致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信中说：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毛泽东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第四，从本质上品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在读史时善于从本质上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而不为表象所蒙蔽，因而能作出与常人不同的评判。

　　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对陪同自己读书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了怎样看待史书的问题。在他看来：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为论证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给出了四条理由。其一，史书中有不少骗人的假话。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有很多，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如《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还写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环绕。毛泽东以为，这是骗人的鬼话。其二，史家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志做史。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是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湘军志》就是因为书中记叙了湘军一些不光彩史实特别是攻克南京后的抢夺财富、侵害市民等不法行为，曾国荃等湘军将领扬言要杀掉修编者王闿运。其三，封建社会遵循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其四，蔑视劳动者、妖魔化农民起义。史书中的内容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没有反映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情形。而对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则做了歪曲的反映，进行反抗的农民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从以上四个方面论证了二十四史多半是假的，没有被它的表象所欺骗，可谓把握了二十四史的本质。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读史还体现在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不赞成形而上学的观念等，限于篇幅，不予展开。

　　概而言之，毛泽东读史评史有其充分的根据、独特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