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跳出历史周期率，让人民监督政府制度化

1945年7月初，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就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官员才不会松懈，才会对人民负责，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

　　如何防止资本权力过大损害社会平衡，是古今中外不同政治共同体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华文明通过礼仪制度、等级消费等手段节制资本，西方一神教在道德上谴责富人和放债者，中世纪天主教会严禁高利贷，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上帝对不知悔改的债主进行惩罚的故事，比如有钱人突然精神失常或患病，死前被蛇或魔鬼的噩梦所折磨。【1】

　　无论是利用资本垄断国家权力，还是利用国家权力获取金钱，都将导致政府调节利益分配功能的弱化乃至消解，阶层的固化与分裂，最后可能是社会的整体崩溃。当今的美国可说是前者的典型，前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异化形态则是后者的典型。

　　在我们这样具有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员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获取经济利益。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村长，其贪污数额会达到上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的大量成果被腐败官僚及其家族侵吞了！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将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如果说节制资本是当今欧美西方国家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那么节制权力、防止因官僚腐败陷入治乱循环陷阱，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紧迫问题。

　　1945年7月初，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就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官员才不会松懈，才会对人民负责，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2】

　　一、为人民服务即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古代称为天下为公，并与天下为家相对。天下为公最初指五帝时代以禅让为典范的贤能政治，执政为民，执政者取得天下的目的超越自身及家族利益，是为了天下人的公共利益服务，实现均平的大同之世。

　　请注意，中国的大同观念不等于西方文化中的天堂或乌托邦，它立象尽意，体现了现实的价值原则。比如天下为公的基本政治制度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在过去数千年里为国人所推重。大同之世要求人们超越私利，具有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使老人得到赡养，壮年有用武之地，幼儿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身体残疾之人皆得到国家的福利供养。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据为己有，能竭尽其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不会兴起，偷窃作乱无人去做，外出甚至可以不关大门，这就是大同世界。同，就是和谐、均平的意思。《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一言以蔽之，大同世界是一个公道流行的世界，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重要价值原则。古典政治学黄老之术的核心经典《黄帝四经·道法》在谈到治理百姓的法度时说：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武经七书》之一的《尉缭子》进一步解释说，国家得到治理，在于能使民众不自私。如果民众不自私，天下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不必私自耕种、私自纺织，大家都把别人的寒冷当作自己的寒冷，把别人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因此，有十个孩子的人，也不加重他的生活负担，只有一个孩子的人，也不减轻他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哪里还会喧喧嚷嚷嗜酒作乐，以致败坏善俗呢？如果民众不安分，私欲就会产生，争权夺利的祸患随之而起。善政，就是要坚守法制，教化民众不要自私，大家不敢自私，就没有人为非作歹了。《尉缭子·治本第十一》：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民有轻佻，则欲心兴，争夺之患起矣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

　　二、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设计

　　天下为公，去私立公，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套复杂的制度设计。除了以秦汉功次制度为代表的选举制度（贤能政治），还有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通过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在制度上保证人们将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

　　《尉缭子·伍制令第十四》论军队的内部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从中我们能看到这种去私立公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军队施行联保制度，具体是五人编为一伍，伍内的人互相联保，十人编为一什，什内的人互相联保；五十人编为一属，属内的人互相联保；百人编为一闾，闾内的人互相联保。各个联保单位内，如有触犯禁令的，同一联保单位内的人都有法律责任揭发他，这样大家都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要受罚；军官从什长以上到左、右将军，上下都互相联保，凡有触犯禁令的，揭发者都免于治罪，知情而不揭发者与犯禁者同罪。作者认为，同伍同什的人、上下之间都承担连带责任，互相联保，就没有抓不到的奸人，没有不被揭发的罪恶。这样，即使父亲也不能出于私心包庇其子，哥哥也不能出于私心包庇其弟，何况一般的人呢？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属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闾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闾有诛。吏自什长已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与同罪。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

　　由上可知，基于连带责任的人民监督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同级之间互相监督，二是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同级监督又包括基层民众之间互相监督，以及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即《商君书·赏刑第十七》所说的周官相监。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周官之人，知而讦（讦，jié，告发笔者注）之上者，自免于罪。

　　但在数千年实践中，除了将民众之间互相监督普遍用于基层组织建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和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秦汉以后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这是历代王朝陷入腐败难以自拔的重要制度原因。

　　在基层治理中施行天下为公的连带责任制度，历史上最有名的当属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变法中的基层组织建设，他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同什伍的人互相监督检举，承担连带责任。不告发奸恶犯罪的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受同样的惩罚。《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牧司，谓相纠发也。

　　这种天下为公的基层组织形式可以上溯至四五千年前的井田制。井田制要求同井的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里的相助即相牧司，东汉经学家赵歧注：助，察奸也。

　　从追记西周制度的《周礼》到《管子》，再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人民相互监督的基层组织形式始终存在，尽管汉以后多流于形式。西汉的《韩诗外传》一方面高度赞扬井田制是仁政，另一方面将什伍连坐制说成是使构造怨仇的恶政。这当是作者不知中国制度演变的原因。《韩诗外传·卷四·第十三章》说，现在让老百姓五家为一伍，有罪互相监察，犯法互相揭发，使得他们之间互相结下怨仇，老百姓互相残杀，伤害了和睦相处之心，残害仁慈恩惠，损害君主的教化。能够使人和睦的措施少，而败坏民风的事情多，仁道就泯灭了。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多，于仁道泯焉。从基层开始，否定以公共利益为准绳，人民互相监督和监督上级的合理性，给化公为私者留下了太多的空间。

　　过去百年来，由于紧张的国内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原因，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转化为广大民众的法定义务和国家的普遍制度。

　　跳出历史周期率，就要让人民监督政府制度化奖励举报违法乱纪的民众和官员，让知情不报的利己者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只有这样，才会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会体制，才会形成清正、廉洁、公正的社会风尚！

　　因为人民监督政府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导致一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信访或上网实名举报，这样不利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整体稳定。

　　超越西方资本垄断下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其他容易造成官官相护的各种部门监督形式，通过赋权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直接监督政府，将当家作主的权力放到每一位公民手中，以此平衡手握公权的官僚阶层，防止执政者权钱交易、蜕化为保守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注释：

　　【1】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