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是打工人的重要一课，涨工资降工时是关键

路在何方？路就在自己脚下。

　　要改变这种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烂的恶性竞争局面，只能是涨工资、降工时，严格落实劳动法规。

　　一、失业是全体打工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知道，失业是市场经济下必然存在的现象，资本家集团刻意保存着一大批失业群体，让他们成为可随时廉价起用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失业者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其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用这个理论去剖析当下的失业现象，就会获得更加清晰的视野。

　　很多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心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凭借格外的努力奋斗就可以获得饭碗，觉得个人的才智和努力可以抵消失业的风险。但实际上失业的浪潮很难阻挡，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广大劳动者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轻则收入减少，重则失去工作。不仅如此，近年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失业的警戒水位已经上升到了过去我们认为绝对安稳的地方：部分事业编职工编制被撤销，大厂里的中高级员工开始自危近年越来越多的硕士送外卖、程序员开滴滴、创业失败摆地摊现象进一步向我们证明了：失业对劳动者是一视同仁的。大学中法律、土木、经管、计算机等热门或曾经热门过的专业起起落落，就业市场上各行业风水轮流转的鲜明反映。

　　资本家一旦发现经济不乐观的迹象，就会把寒气传递到全社会中去，拉着全社会承担后果。大量劳动者以各种形式被开除，直接炒鱿鱼之外，故意提高考核标准，穿小鞋，各种下三滥手段出不穷。有幸被留下的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被迫接受日益苛刻的条件，在老板们奋斗求生的口号声中，超时工作、克扣工资变成了家常便饭。他们也是失业的间接受害者。在工厂经济效益下滑、被迫减产时候，工人甚至有要求主动加班的现象。

　　有人会问，严重的失业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的运动自发解决？可是，问题本身就是由市场产生的。

　　我国就业市场如今在供应和需求两端存在极端的失衡：在需求侧一方，疫情时期劳动力密集产业受到了重大打击，再加上后疫情时期经济下行导致市场无力创造出更多岗位；而在供给侧一边，劳动力数量、质量与就业岗位之间出现了错位，导致比上一代人受到更好教育的年轻人在求职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失业问题是社会运转的后果，不能让当事的失业者承担所有责任。

　　面对苦求一职的待就业群体，企业为大量岗位设下了重重障碍，往往要求求职者有很高的职业起点，如若干年的工作经验、自带的职业资源等等，这些要求绝大部分求职者是无法满足的。此外，劳动者被迫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资本利润，导致出现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劳动者的流动被加速了。

　　失业增加的同时伴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图源：格隆汇）

　　科技进步带来的失业风险也不可忽视，当先进技术为企业掌握时，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导致人力为机器取代。

　　官方试图扩大就业吸纳能力，但现实是，就业总需求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趋于下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不可能盲目扩大岗位。

　　剩下的还有不少自欺欺人的招数：临毕业的学生被刻意诱导签署不公正的三方协议，近日又传出研究生学制延长的新闻；不少工厂利用黑中介以坑蒙拐骗形式拉人进厂；呼吁出国留学、务工的声音；一些专家也会告诉年轻人勇于创业创新而数据层面的造假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并没有针对解决失业的有效措施，只能苦苦等待下一个繁荣周期的到来。

　　二、打破对失业的陈旧观念

　　所以说，失业并不是可耻的行为。传统的社会观念往往要求成年人拥有稳定、体面、轻松等标签的职业，而把失业者默认为不上道的失败者。现在这种旧思想又被资本家及其傀儡拾起来，他们喊着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的口号，同时在社会上潜移默化地制造对失业人员的歧视，污蔑他们为不努力的下场。在人口问题还没如此严重的若干年前，还有另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论一些学者和观点人士更是把失业归咎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上来，所有问题的原因都是人太多了，并叫嚣等到我国人口下降到某某数量时便可成为发达国家，仿佛许多人自出生就成为了社会的冗余。

　　广大劳动者也在反复的失业中认清了现实，很多人已经不再为失业感到羞愧，通过失业理解了社会运转的规律。打工人的阶级意识因此而更加完整。

　　被称作农民工的新工人群体在就业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代农民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被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中，一旦企业认为他们无法创造更大价值便会抛弃他们，失业补助则是天方夜谭。以建筑业为例，近些年各大工地逐渐落实了清退令，不招六十岁以上农民工，实际上很多工地超过五十岁就不招，这标志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退出了大建设的舞台，他们往往只能回到还有密切联系的乡村，或者去那些条件更差的小工地。他们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却没有彻底完成从农民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

　　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工人群体则不同。他们早已把换工作当作家常便饭，对失业更能等闲视之。不同于老一辈的老乡带老乡，他们习惯于通过社交平台、直播间等渠道找工作。某招聘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90至95后平均跳槽周期为2.61年，95后缩短到1.69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0年对青年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换过工作的青年农民工仅占25.4%，有7.4%的青年农民工换过8份及以上的工作。他们学会了用脚投票。主动或被动的、经常性的失业教育了他们，在失业问题他们比前辈更加理性而成熟。

　　他们与来自城市中的中低层家庭的新一代打工人混然一体，构成了新工人群体的主体。《2021年新生代员工职场趋势报告》将职场年轻一代（90后、95后、00后）形容为新生代员工，指出生代员工具有价值观独立、崇尚自由、兴趣广泛、可塑性强等特点。报告显示他们的平均更换工作时间与上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相同，平均2-3年更换一次工作，而私企的新生代员工在入职1年以内的离职率最高，达26%。

　　数据来源：《2021年新生代员工职场趋势报告》

　　《2022新生代员工职场现状调研报告》则显示，在职的新生代人员中，有29.3%在主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其中，物流/运输行业（40%）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29.3%）。还有36.3%的员工处于被动求职状态、随时考虑其它的合适机会。8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3年半一换，90后则是19个月，95后更是缩减到7个月。

　　更有多位90后老员工在访谈中表示，新生代员工普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访谈过程中，WLB（work 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拒绝画饼等词则是00后员工口中的高频词。越来越多的年轻打工人不再接受资本家强加给他们的职业理念，厌恶、逃避机械重复性的劳动，这并不是当代的打工人变得好逸恶劳，而正是他们阶级意识成长的表现。

　　三、打工人联合起来，涨工资、降工时是方向

　　躺平的出现及其内涵的不断丰富，是广大打工人的无声抗争，反映了他们不愿再受剥削的愿望。但个体的行动终究有它的上限，实际上很多劳动者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内卷的队伍里与其他劳动者相互竞争。一边躺平又一边内卷的矛盾根源在于广大劳动者整体上仍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

　　现实中，不乏打工人自发进行的反失业斗争，有要求落实劳动法离职补偿的，有反对恶意迁厂的，这些斗争代表了阶级对抗的一条前线。这是打工人个体或以工厂为单位的斗争。

　　而要想从整体上改善这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一方面大量失业，一方面在职打工人又过劳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格落实劳动法规，涨工资、降工时。当然，这也仅是暂时改良的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资本家及其吹鼓手当然会拼命反对，他们会说经济不景气，企业家已经很难了，他们会声称这样做提高成本，破坏营商环境，工厂不开业，工人也没有饭吃。对于同样深陷内卷漩涡的中小企业而言，似乎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某厂给工人加工资且不加班，在这种比烂的恶性竞争中很快就会被淘汰。

　　但这种比烂的恶性竞争同样对资本家不利。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极低的水平，工人的闲暇时间被压到了极低的水平，这对工人的消费是极大的限制。对政治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打工人的正常消费，仅靠少数剥削者的消费，他们再怎么奢侈、再怎么花天酒地，也不可能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也无法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

　　打工人当然是不希望加班的。他们所谓的主动要求加班，是因为工资太低，他们只能在挨饿和加班之间选择一样，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以深圳为例，按20元的时薪算，正常的五天八小时加上双休，工资是3000余元，扣除按最低标准缴纳的社保，剩下的基本就是深圳市最低工标准2000出头。这在一线城市很难生存，更不要说是养家了。

　　要改变这种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烂的恶性竞争局面，只能是涨工资、降工时，国家必须出面，严格落实劳动法规。

　　对工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但是，即便是这个并不高的要求，没有打工人的团结奋斗，也并不会有人去主动施行。打工人绝不要寄希望于什么产业升级、走向世界市场之类说辞，这是华而不实的画大饼。

　　路在何方？路就在自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