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

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4年8月17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院士在京逝世，享年95岁。一个闪亮的名字，一份不朽的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是一个群体的时代选择。研制“两弹一星”的事迹随时间渐远，但标注的坐标愈加清晰，留下的精神历久弥新。致敬！是他们，让中国人脊梁更挺拔，追梦步伐更坚定。

让我们重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记忆里的“两弹一星”》（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编著）中的《周光召与九次运算》，以缅怀周光召院士。

周光召与九次运算

周光召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周光召（1929年5月15日—2024年8月17日），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年7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1957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1年回国，在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和邓稼先负责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他巧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了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有误，从而支持了我们自己的计算结果，取得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大进展。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4年10月15日，夜，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剩下不到24小时，远在北京的周光召和所有人一样，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刚刚经历惨烈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又长期受到超级大国核讹诈的中国，拥有原子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而罗布泊则是牵动所有人内心的焦点，这片神秘的荒漠原本已随着风沙的掩埋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可原子弹的一声爆响却让它的名字再一次响彻祖国的每个角落。从1963年4月开始，5000余名工程兵用锹、镐等极其原始的工具，让一座百米铁塔在爆炸中心拔地而起，一个代号为“596”的绝密工程就在这里完成。高塔落成时，无数科学家、工程师等一齐涌向了罗布泊。原本荒凉寂寞，渺无人烟的罗布泊一时间沸腾了起来，沉寂千年的罗布泊正待迎来那个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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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保密的需要，周总理亲自指示相关部门要为整个原子弹研制工程制定完整的暗语密码体系。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原子弹研制工程的有关密语很快制定了出来，包括重要领导等所有相关人、物都有代号。比如，毛主席在原子弹密语中的代号为“87号”，周总理为“82号”，聂元帅为“84号”；气象的代号为“血压”，原子弹装配叫“穿衣”，起爆时间叫“ 零时 ”，等等。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的问世，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来电，电文称突然发现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希望周光召再核查一遍。周光召明白，周恩来总理正在关注罗布泊核试验前的关键环节，这个电报一定是周总理的意思。他也理解，明天的实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连一生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总理也捏了一把汗。

1964年10月16日上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区进入“零”前几个小时。此刻，原子弹“老邱”已经静静地躺在离地面102.43米高的铁塔顶端的爆室里。

“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其源于1959年6月，中苏矛盾恶化，苏联方面致电中共中央，声称苏联正在和英美等国进行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相关的协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1960年7月16日，苏方宣布从中国撤出所有在华援建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将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而苏方原已运到满洲里对面口岸的原子弹模型，终于没有入境，中国的科学家难识原子弹的“庐山真面目”。于是，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中方对此事的态度，邓小平同志在次年9月中苏两党莫斯科高级会谈中的发言讲得很清楚：“你们撤走专家，中断协定，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和损失，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危难之际，远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研究的周光召响应号召回国。他那时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30篇学术论文，都是他独著或主要撰写。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而且提出了弱相互作用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律”，成为世界物理学界公认的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国外媒体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享誉国际的周光召没有犹豫，同数十名海外专家、学子向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回国参加实际工作，以填补由于苏方撤退专家而造成的科技人员的空缺。

参与原子弹研究，就必须要放弃从事多年且有一定成就的研究方向，对此，周光召仍然没有犹豫，他在给二机部部长刘杰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在周光召回国的这段时间，国内的原子弹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某个参数对探索原子弹的原理有着重要作用。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邓稼先率领他的同事们开始了艰苦的理论攻关。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只是一台苏联生产的乌拉尔牌计算机，大量的数据主要靠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甚至算盘。为此，他们演算的稿纸竟装了几十麻袋，堆了满满一大间仓库。由于需要三班轮换着计算、画图、分析，他们只能昼夜不停地工作。

但他们的前4次计算结果与一般概念相比，误差竟达一倍以上。这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第五次计算、第六次计算……每一次计算，他们都考虑了新的可能，但误差仍如大山一样横亘在他们面前。

究竟是邓稼先他们理论计算算错了，还是苏联专家的数据出了问题？研究所里，两种意见一度出现争执。“老大哥”的数据，谁也不敢轻易否定。

在第九次计算结束不久，周光召从国外回来了。他认真检查后肯定了年轻人的第九次计算，但认为仍需要有个科学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于是，周光召从炸药能量利用率着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论上证明了用特征线法所作的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使他们对压紧过程的流体力学现象有了透彻的理解。数学家周毓麟等研究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和计算程序，经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04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其结果和特征线计算结果完全相符，这也为原子弹的后续研究扫除了一大障碍。

1964年10月15日，接到这一电报的周光召，带领所在的理论小组连夜组织运算，彻夜不眠，直至第二天上午，他将一份计算报告呈送到周恩来总理面前：“经计算，除了一些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这份报告让起爆现场的工作人员，吃下一颗定心丸。1964年10月16日下午，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入有核国家行列。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却谦逊地说：“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情景宣讲课片段《九次计算》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

《记忆里的“两弹一星”》（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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