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应该也读过那些西方“古典文学名著”，也有所揣摩借鉴，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读不出“洋作派”，只有“民族风格”、“中华气派”。浩然的小说是“现代白话文”的文学经典，是在中华几千年形成的文艺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最好范本。
作家梁斌所著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即所谓红旗谱三部曲，其中的《红旗谱》，在西元1960年代，与同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红日》、《创业史》一起被统称为三红一创，誉为反映中共革命斗争和建设题材长篇小说的出类拔萃之作。由此可见，《红旗谱》及其作者梁斌得到文学界的赞许之盛。
而今，六十多年后再看，笔者感到，作为三部曲长篇小说的《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其颂扬性描写河北农村在中共领导下逐步兴起、发展的革命运动的题材是很好的，也有一些引人入胜之处，但总体来说，却算不上很成功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的可读性不太强。
可读性不太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像一幅庞杂散乱的人群图；二，因为人物庞杂散乱没有中心，故事叙述也散乱破碎；三，人物对话散漫随意，啰嗦重复；四，有大量多余的冗长枯燥的景物描写。这些可读性方面的缺陷，使这红旗谱三部曲没有讲好中共农村革命的壮丽故事。
之所以如此，从西元1981年9月作者梁斌在《烽烟图》的后记中的表白可以发现端倪。梁斌写道：《红旗谱》全书，原来想写五部。第四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繁荣和"五一"大扫荡，第五部写游击根据地的恢复，直到北京解放。在我修改这部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写，生活是熟悉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长不能再有所变化，只有写故事，写过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改变计划，《红旗谱》全书，到《烽烟图》为止。原来，在梁斌的思维里，写小说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成长，与此相比，故事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梁斌的上述小说创作理念是错误的。只要出于常识、常情就会知道，绝大多数人们（除了少数文学理论专家）阅读小说，不是为了去看人物的性格，而是想读到有意思、有意义、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故事，人物性格是故事发展的自然组成，是故事的附属品。实际上，没有精彩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什么鲜活生动的人物性格。由梁斌的这种性格论，不能不联想到现在某些人宣赞某部影视剧时，张口就是某某老戏骨，演技怎么怎么好之类，殊不知，观众们观看影视剧，没有人是抱着戏剧表演学校教师的心理去看什么演技的，都是想看到精彩的故事，如果没有主题思想正确向上、情节不落俗套而又符合常情常理的故事，那些戏骨、演技之类根本就是无本之木。
梁斌的这个性格论，来自于新文化运动以降逐步形成并盛行的文艺理论：津津乐道于描写人物性格，而漠视、背弃了小说的本源是传奇，是讲故事。这种文艺理论，是根据那些两三百年来才出现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总结出来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主流文学界推崇、模仿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大都具有故事破碎散乱、人物心理描写冗滥、景物描写大量多余、浅薄的哲理思想枯燥繁多等等特色，例如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名著即是。
读红旗谱三部曲，总能感觉到在那河北乡村的景、物、事以及繁多的方言土语下面，隐现着某种洋作派。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卢桢在其《梁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研究论文中，赞扬梁斌对外国文学的吸纳、借鉴（实际上是模仿），比如：《红旗谱》的开篇，就是从苏联小说《成吉思汗》学来的。作品中有｀平地一声雷，震动了草原’一句，写成吉思汗的骑兵抵达欧洲后的场面，令梁斌印象很深。他便把这句话改写为《红旗谱》的首句，并在创作谈中以此为例，说明语言的概括性之重要。同时，《红旗谱》开篇还借鉴了美国作家辛克莱《屠场》开头的手法与结构。如果不了解这些，当我们看到｀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时，便很难意识到其间蕴含的域外文学信息之丰富。（见《再阐释！梁斌的文本魅力从哪来？》）由此，可以明白红旗谱三部曲文本中洋作派之来历。与此类似，柳青的《创业史》文本也有这种洋作派。《红旗谱》和《创业史》被文学理论界誉为民族风格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们是民族风格其表、洋派洋调其实，仍然是对西人的并不高明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模仿。
梁斌以及包括柳青在内的一些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作家的缺陷，根源上是来自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有正面的效应，但不能不说，它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其中最严重的是造成许多知识精英的西化乃至自觉或不自觉的崇洋媚外观念。在文艺领域来说，就是抛弃中华几千年形成的文艺理论和实践，不思对它发展出新，而是扎进没有历史文化根基的西方文艺理论泥淖中。梁斌的性格论和红旗谱三部曲中的西式文法，便是这种错误的表现事例之一。
拿浩然的《金光大道》来对比，更能看到《红旗谱》和《创业史》的缺陷所在。《金光大道》也是现代白话文小说，但继承发展了传奇的讲故事本质，通过一个个故事（矛盾斗争）层层递进推动主题深化，塑造人物性格形象，展现农村社会状貌，让人非读完就无法释卷。浩然应该也读过那些西方古典文学名著，也有所揣摩借鉴，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读不出洋作派，只有民族风格、中华气派。浩然的小说是现代白话文的文学经典，是在中华几千年形成的文艺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最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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