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格局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坚实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格局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延安时期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融入抗战，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为中国革命寻求正确方向。他们对中国历史各阶段性质展开热烈讨论，特别是殷商、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在其中引申而出。这些问题蕴含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只有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认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才能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才能取得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其次，通过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史观和错误观点，鞭笞妥协投降的反动言论，激发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声援抗战。针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史家散布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和倒退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撰文予以严厉驳斥，并对历史发展动力等史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尤为重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观点被史学界普遍接受。范文澜曾指出，农民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的前进道路上起着火车头作用。毛泽东也强调，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是农民战争。这些论述不仅表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的重视，还极大提高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最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发展大局，十分重视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民族史研究以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共建统一国家为宗旨，不仅专门成立民族问题研究室，还撰写了大量民族史论著，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在此背景下逐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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